日军出动五架战机，炸死多名百姓，最后竟说是反击

齐齐哈尔失陷后，日本侵略军为迅速占领全东北，南犯锦州，北攻哈尔滨。锦州位于辽西走廊，依山面海，北宁线由此通过，是控扼关内外的咽喉要地。

沈阳沦陷后，原在沈阳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及辽宁省政府已不能行使职权，因此，张学良于9月23日呈报南京政府，在锦州暂设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行署和辽宁省政府行署。以张作相代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荣臻仍为参谋长，米春森代理辽宁省主席。

张作相坚辞未就，米春霖于9月27日赴锦州办公，随后荣臻亦赴锦州办公两行署成立后即开始整顿军政集结兵力，与尚未沦陷的各县保持联系，指导各地对日斗争。行署的成立象征着辽宁省依然存在，表明东北当局和东北人民在不屈地斗争，有着重大的意义。

当时东北军在锦州附近地区集结的兵力主要有:从通辽调来的骑兵第三旅张树森部、从洮南调来的步兵第二十旅常经武部、原驻锦州的步兵第十二旅张廷枢部、驻打虎山的步兵第十九旅孙德荃部。此外，还有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新编的公安骑兵3个总队，总兵力约三四万人。

日军侵占沈阳后，一面扩大侵占范围一面收买汉奸、土罪，策划成立伪政权。锦州军政两署的成立，不仅阻止了日军进入辽西地区，而且使一些汉奸心怀戒惧，不敢贸然倒向日本一边。因此，日本侵略者视两署为心腹之患。

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在《满洲事变机密政略日志》中写道:“近来成立的锦州政府，其存在不仅扰乱满蒙治安，而且妨碍新政权(指伪政权-著者注)的建立，因此根据10月2日军首脑部最高会议的根本方针，绝对不能容忍。”

在这种情况下，关东军认为“使用地面部队，从周围的形势来说是绝对不允许的”，经多方权衡，决定动用空军对锦州进行轰炸。认为这样既可打击锦州军政两署，又可避开举世瞩目的撤军问题。

10月7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命令独立飞行第十中队及第八中队于10月8日对锦州的军政两署及当地驻军(南大营)进行轰炸。

10月8日中午时分日军6架八八式侦察机5架包特兹式战斗机、1架客机，由沈阳机场起飞。午后1时40分编队飞抵锦州上空。向军政两署所在地的东北交通大学院内天泰和栈、车站、南大营等处投下25公斤类型炸弹75枚，并以机关枪进行扫射。关东军主任作战参谋石原莞尔乘客机视察了轰炸情况。

由于两署人员闻警及时撤离，所以未受重大伤害。伤亡者多为平民百姓，有铁路员工、车夫、商贩、手艺人、农民、家庭妇女及儿童，还有少数士兵。此外，还有交通大学的一名俄籍教授。据锦州县政府10月9日调查，死亡23人，重伤26人，轻伤3人。被炸者“头颅糜烂，肚破肠出，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日机在轰炸的同时，还撒下所谓的《告锦州市民书》的传单，煽动市民:“服从大日本帝国军之恩威，反对张学良政府”。

10月9日，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向国联秘书长提出要求:紧急召开国联行政院会议处理此案。被日机的轰炸所震惊的国联决定提前召开行政院会议英美等国担心日本的侵略扩大到关内从而影响其在华利益，先后向日本政府提出警告，希望其采取措施不使事态严重化。

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轰炸大城市仍怀有恐怖心理的各国舆论也顿时哗然，纷纷谴责日本的野蛮行为。这使日本政府意识到它在外交上已处于不利地位，因此日本外务省于10月10日指示其驻外使节向中国“倒打一耙”作如下欺骗性的解释:

目下，中国方面没有为缓和日中紧张空气采取任何措施，不仅如此，各地的排日运动却日趋激烈。在此之际，锦州政府与在满铁两侧地区逐渐集结的中国军队秘密联系，对我方造成威胁。日本军队派遣飞机以侦察为目的进行飞行，突然遭到当地中国军队的射击，因此进行反击……这在防止对我方的威胁方面，乃属当然措施，政府关于不扩大事态的既定方针无任何改变。

日本政府的这种解释是企图把责任推给中国，但国际舆论并不相信其谎言，同时，国联也提出了限期日军撤军的决议案。但日本政府却一意孤行，对国际反应竟采取了“一脚踢开”的态度。

轰炸使南京国民党政府感到震惊，为防御日机轰炸南京，加强了当地的防御设施。张学良也在大凌河至大虎山一带加紧构筑防御阵地，并向山海关附近增加兵力。

对于中国方面的正当防御，日本关东军认为可以作为进犯锦州的口实，因此，便拟定了进犯锦州的方案:以主力沿打通线进犯另以一部沿北宁线进犯。